寻找艾滋少年——四川省宜宾市低龄艾滋病群体调查

　　“小蘑菇头”的检测试纸上检测区(T)有一根淡淡的红线，不能排除HIV感染嫌疑 制图 董春洁

■ 公厕、浴场和江边是男同性恋者经常聚会的地方

　　■ 宜宾一家高档商场的男厕里每一间隔板上都写上了“同性服务”的字样和电话号码

　　一个16岁男孩通过QQ联络“同心工作组”，希望检测自己是否感染了HIV病毒 制图 董春洁

　　四川宜宾“同心工作组”HIV（艾滋病毒）检测点，男孩“小蘑菇头”紧张地等待血液HIV检测结果。

　　他今年14岁，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他不安地问记者：

　　“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很快就死了？”

　　过了一会，他又问：

　　“要是我得了那个病，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也一定会得？”

　　他像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根树枝一样，毫无防备地信任了记者这个刚刚谋面的人。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苍白瘦削的双手一直在胸前不停地交握，时而焦躁地捂起脸。纤细的手指留了很长的指甲。

　　“12·1”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来到宜宾，寻找另外一个感染了HIV病毒的16岁少年。因为他的回避，我最终也没能见到他。但记者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是——这个艾滋少年并不是孤独的存在，甚至不是“少数派”。在当地，十二三岁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开始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孩并不罕见，而且“每年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宜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各地实施艾滋病毒感染者干预时，均有同样显示。

　　“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

　　“小蘑菇头”之前来查过两次。第一次是今年年初，他和“同心工作组”检测点的一个志愿者“处朋友”时来查了一次，结果是阴性。那次他本来也不担心，因为交往的人中没有感染者，大多数性行为也都戴了安全套。

　　第二次完全不同，他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今年6月，他和一个人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后来圈里有人告诉他，那人是个感染者。

　　“我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喽。”“小蘑菇头”用四川话说。因为上次来这个民间男同性恋兼防艾公益机构“同心工作组”检测时，感觉比较亲切，空间私密性也好，他就又来到这里寻求帮助。

　　为他检测的工作组负责人曾永回忆，“等结果的时候，他紧张极了，手抖个不停”。

　　检测结果虽然是“阴”性，但由于未过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窗口期），结果不作数，还得复检。工作组为“小蘑菇头”登记的复检日期是9月28日，但他一直没来。志愿者给他打电话，他说忘了。

　　11月26日，“小蘑菇头”放学后，乘了一个小时公交车，来到工作组复检。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气温很低，他穿得很少，长袖T恤外裹着件薄棉褛，拉链没拉，双手不时扯着衣襟往一起拢着。

　　“小蘑菇头”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这次我觉得我一定得那个病了。”

　　他的紧张在男同性恋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自从有第一次同性性行为开始，他们就始终处于这样的惊惧和担忧中。

　　只是，“小蘑菇头”的紧张来得太早了。

　　13岁有了第一次男男接触

　　他身份证上1999年的出生日期看上去有点刺眼。第一次有同性性行为时，他刚过13岁生日一个多月，读初中二年级。

　　“我喜欢男生，怀疑自己是‘GAY’（男同性恋者），就上网查，发现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QQ群。” 于是，“小蘑菇头”就加入了若干个同性交友QQ群。很快，他有了第一次。对方25岁，两人在那人工作的宿舍里发生了性行为。“小蘑菇头”回忆，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但肯定戴了安全套。

　　这段交往只维持了十几天便宣告结束，“小蘑菇头”说，那个男人不是他喜欢的类型。3个月后，他喜欢上一个容貌清秀的16岁男孩“紫轩”。他有着那个年龄特有的纯情，在男同性恋中，这种感情表现得似乎更为强烈。他清楚地记得认识紫轩的日期是2012年6月28日，还在胳膊上刺下了紫轩的名字。

　　“小蘑菇头”经常趁妈妈不在家时，带紫轩回家。他10岁的时候，父亲遇车祸去世，妈妈改嫁。母亲工作忙，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继父也对他不管不问。一个不完整的家，是不少小男同性恋者的共同特点。紫轩也是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解释是：“没有安全感，想找个男人依靠。”

　　去年夏天，由于“小蘑菇头”的疏忽，妈妈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段忘记删掉的男同性恋性爱视频。

　　“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男同’，我妈愣了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说‘这个要死的你知道吗？’”“小蘑菇头”说，别说当时他对潜在的危险还懵懵懂懂，就是到了现在，他也从未上网查过到底什么是“艾滋病”。

　　“小蘑菇头”数了一下，近两年来，他和11个男性有过性行为，并不是每一次都戴安全套，一方面是他自己觉得戴套不舒服、不喜欢；另一方面，他说，发生性行为时，戴不戴套，也与喜不喜欢对方有关。

　　同学当众骂他“死同性恋”

　　开始和同性交往没多久，“小蘑菇头”便被同学发现和男孩手牵手逛街。

　　“他是同性恋！”

　　“变态！”

　　“神经病！恶心！”

　　各种鄙夷的声音从教室的角落里传出来，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落到他身上。刚开始，这种声音还是窸窸窣窣的，后来有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大声骂他：“死同性恋！”但老师并没有在意。

　　“压力好大哦。”“小蘑菇头”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不能和妈妈说，不能和朋友说。学校里虽然还有两个比他高一年级的男生也是同性恋，找他“处朋友”，但都被他拒绝了，也不能说。

　　“我就用水果刀割手臂，用指甲抓手背，抓得血淋淋的。”说着，他竖起长着尖尖指甲的双手。妈妈发现了他手背上的伤痕，心疼得不得了，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我就说了。”去看了几次之后，有了宣泄的出口，“小蘑菇头”感觉好多了。自残的经历，紫轩也曾经有过，左手腕上至今还有刀割的疤痕。

　　但是，如果被查出来得了艾滋病，又会怎样？“小蘑菇头”想不到，也不敢想。这几个月里，他想的是爷爷奶奶还指望着他这根独苗抱孙子，要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也有病？他还想到了30岁找个女的结婚，要是得了艾滋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掉？他还特别想知道，不戴套是不是一定就会感染？

　　他说他是忘了前来复检，他又说这几个月来，因为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从未有过性行为。他最近和一个16岁男孩相处一个多月了，还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他害怕。甚至不敢抬头看那雪白的试纸上，试剂一点点向检测区推进……

　　16岁艾滋少年自曝亲身经历

　　如果“小蘑菇头”的检测结果真是阳性，他后续的生活很有可能成为记者要找的艾滋少年“小艾”（化名）的翻版。

　　去年，小艾在网上发了一篇博客，向外界讲述了他被查出感染HIV后的遭遇。

　　博客中说，他是男同性恋者，家在宜宾市长宁县。4岁时父母离异，一直以来缺少父爱。2012年6月，他被确诊为HIV感染者。得知他的病情后，父亲第一反应是将他抛弃，母亲开始极力反对，但父亲却总说：不必在他身上浪费金钱，他是个无底洞。在家里，他夹菜用公筷，个人物品全部归类隔离，不仅不能出现在家里的“公共场合”，还要用酒精消毒。

　　他得病的消息在县城不胫而走。从此，他在封闭的小县城里受尽歧视。在县城里无法找工作，不能参加团体活动，身边没有任何朋友。从小玩到大的同学也因为他的身体情况被迫和他疏离。他成了过街老鼠，熟人见到他，都会绕道而行，有的人甚至会小声地骂出口。家里的亲戚和认识的人不允许他出现在他们活动的地方和他们小孩的身边。他经常接到亲戚的警告电话，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走得和他很近，便警告他要清楚自己是什么病，不要和弟弟妹妹接触，让他躲起来不要害人。

　　学校找其他理由劝他退了学。他特别想读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他，怕他去学校读书传染其他学生。无奈，他只好隐瞒病情去外地求学，最后找到成都一家刚成立的职业学校。但由于身体严重缺乏营养，病情复发，他又请假回到宜宾市，寄宿在一个男伴家里。

　　在博客末尾他发出呐喊：

　　“我只有16岁，一个年龄很小的未成年男孩，却背负了社会、家庭的很多压力。没有任何患者自愿感染HIV。我们的一切是如此的被动，已经承受了病魔的折磨，还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和家庭的排挤。我也并非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相信大多数人也不是自愿。但是我们也是人，也有生存的权利，更有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希望受到公平对待。”

　　对连累妈妈“受歧视”充满歉意

　　记者联系宜宾同心工作组，请他们代为寻找这个少年时，在工作组做青少年干预的紫轩说，这个男孩是他的“弟弟”。“哥哥”“弟弟”是男同性恋圈子里对关系亲昵的人的称呼。

　　曾永从资料里找到了小艾的信息，发现他在网上用的竟是真名，这令他大为诧异。圈子里的人在交往时都隐讳真实姓名，恨不能把自己藏得深一点，即使是紫轩，也不知道小艾的真名。他为何会实名曝光个人隐私？而当紫轩联系到小艾时，他却拒绝接受采访。

　　从紫轩的口中，记者对小艾的了解逐渐加深。

　　紫轩说，他是在小艾十四五岁时认识他的，那时他骨瘦如柴，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有一天，他和小艾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出来玩，小艾走了一段路就说头晕，但又不肯回医院，说想打麻将。打着打着，小艾又说头太晕，饿了。紫轩给他买了吃的，送他回医院。后来，紫轩还见过他一次，感觉他更瘦了。

　　记者随后直接与小艾电话沟通。他说，他也到一个防艾公益小组当过志愿者，发现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成为同性恋，在外面一点也不懂保护自己，他特别担心他们走上自己这条道路。他很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社会对青少年男同性恋的关注。电话里，他同意接受采访，晚些时候再确定时间。

　　可他的想法一直在动摇之中。晚上他又发来短信，表示只能在QQ上聊一聊。在QQ上，他说，家里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同意他接受采访。现在妈妈对他很好，陪着他照顾他。但妈妈因为他在县里很受歧视，他不想妈妈再受伤害。小艾还说，现在身体虽然比以前好，但经常会胃痛，恶心呕吐。曾永说，这些都是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的反应。

　　记者再次与小艾通话，他说，妈妈为他的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钱，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的病说了出去，妈妈工作的地方都知道了她儿子有艾滋病，对她另眼相看。妈妈在她经常去打麻将的地方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她一去人家就走了。妈妈特别难过，整天哭。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电话那头，无奈的少年放声大哭。

　　每年都会新增一批少年“男同”

　　曾永说，早些年在圈子里也有过小孩，因为有人有“恋童”心理。他在2006年就发现过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14岁的男孩在一起。“这两年，小孩越来越多，每年都有一批新的出来。”曾永说，去年有一次组织男同性恋者活动，来了几个小孩，背着印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小书包，背带上吊着一只红气球，看上去很可爱的样子。曾永开始以为他们是不知情闯进来玩的，问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过来也是在QQ群里看到了消息。

　　“活动当然不能让他们参加，志愿者告诉他们，一定要使用安全套。”曾永说，但他没想到，这些孩子的回答和“小蘑菇头”一样，说戴套“不舒服、不喜欢”。

　　宜宾市的同志酒吧，青少年可随意进入，“小蘑菇头”就去过几次。更有少年可能已经成为MB（money boy，提供性服务的男孩）。

　　25岁的凌荣（化名）最近和一个16岁的男孩小A交往。凌荣是名感染者，但他一直没有告诉这个男孩。他最近从小A的QQ聊天记录中发现，小A很有可能是个MB。上个月，他和小A到同心工作组时，有几个小孩正在检测，曾永建议小A也检测一下，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凌荣从圈里其他人的口中验证了他的怀疑。

　　紫轩负责青少年干预，他调查过一些高中里的男同性恋情况。一个班级一般2-3个，一个年级有20多个班。封闭的校园让“同志关系”变成一张蜘蛛网。

　　“只要一个感染了，就会感染一大片。”紫轩不无担心地说。

　　他还提到，青少年有很强的征服欲，把一个“直的”（异性恋）扳“弯”（同性恋），让他们很有成就感。“有个15岁的小孩找我，我没感觉，就找借口说万一我是直的呢，他说直的我也要。”紫轩说。

　　学校男性公共浴室还有一种做法叫“捡肥皂”。即一个男同性恋看上某个对象后，便将肥皂扔在地上，让他去捡，如果他捡起来了，就表示同意，如果有不知情的捡了，也有可能被强迫发生性行为。

　　“导演李安拍了同性恋电影《断背山》后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一旦有外力入侵，性取向就有可能发生变动。”曾永说。

　　性教育不能再羞于启齿

　　QQ和微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开微信，找“附近的人”，紫轩能发现上面一大群男同性恋者。

　　“男同性恋签名上有明显的标记。”紫轩说，凡是签名上有“G”“G-1069”“1或0”“G大调”的都是，还有些标注的是知名的同志题材电影如《断背山》《蓝雨》等。

　　“现在小孩的性意识萌发早，十二三岁就在圈子里混，基本的自我保护根本不懂。”曾永说。他认为，现在学校的性教育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羞于启齿，必须认认真真地当一门课教起来，也不能讳言同性恋。

　　“这是一个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曾永说，现实的威胁迫在眉睫，“我知道，但我装不知道”的时代不能再继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行为干预室副主任徐杰说，现在社会比较开放，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虽然还是歧视，气氛相对以前要宽松多了。同性恋活动范围大了，关系复杂了，有一些人出现在青少年当中。青少年处在性发育的过程当中，性取向还没定型，便有可能受外界影响发生男男行为。

　　“发现这种现象后，我们也在思考对策。”徐杰说。目前对男男性行为的常规做法是推广安全套，进行预防性教育。但很多活动只在大学生中展开，且覆盖人群与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大学以下的学生群体更加没有涉及。

　　“高中及以下的推进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这在国外一般都是性教育的范畴。我们也与教育部门讨论过，他们也非常重视。但性教育在我国发展还不是很乐观，受到各方面影响，很多家长也不理解。”徐杰说。

　　未成年人尚处HIV检测盲区

　　自2008年开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开始推动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进行艾滋病检测。检测过程中，各地陆续发现有的未成年人瞒报年龄前来检测，高中生甚至初中生被查出感染HIV，这是此前很少有过的现象。由于各地疾控中心目前只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做筛查，未成年人要检测时，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但孩子往往不愿告诉父母他是男同性恋或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所以让监护人陪同前来，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规定，使未成年人置身HIV检测盲区。

　　徐杰说，对未成年人检测及检测发现感染者后续如何处理，相关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经验，但这一现象，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像“同心工作组”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检测者只需登记一个名字便可提供检测，甚至不核对名字真假。这样做是为了打消检测者的顾虑，扩大检测面。但面对未成年人，民间机构也感觉无所适从。与此同时，这家民间机构目前正面临后续支持资金不足随时可能关门的窘境。

　　“我明知他是未成年人，但既然他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就不可能将他拒之门外。”曾永说，可是如果检测出阳性，感染者往往不肯告知监护人；而通知当地疾控中心，也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他曾经为一个14岁的男孩做检测。检测前，他告知男孩，如果结果是阳性，按规定必须通知他的监护人。男孩同意了。检测结果很不幸是阳性，曾永重申只能通知他的父母时，他立刻转身跑掉了。

　　“小蘑菇头”的检测结果一波三折。在试剂漫过检测区的1分钟内，还是一片空白，这让“小蘑菇头”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检测区隐隐出现一条非常淡的红色，“小蘑菇头”又担心起来，不时看看检测棒，又抬头看看记者，眼中满是紧张与焦疑。尽管曾永一再安慰，他还是心神不宁。曾永约他过段时间再来做一次检查。 本报记者 姜燕 文/图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