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井下的生死一線，給宋遠升帶來了強烈的沖擊，他曾經以為打工能改變命運，在殘酷的現實中才感悟到，隻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他重回學校讀書，以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西北政法學院。他的信念中天生就有執著的成分：“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我沒有向命運低頭。隻有不向命運低頭，才有希望，才能照亮前行的路。”

　　宋遠升與學生們交流。

　　宋遠升為讀者簽名售書。

　　有人感嘆，他簡直就是《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平的現實版。

　　從私營煤礦的挖煤工人到國內知名的法律學者，這看似不可能的人生蛻變，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宋遠升靠不懈的努力和奮斗硬是使之成為了現實。

　　11月初的上海，秋意正濃，記者與宋遠升相約在華山路上的一家茶館見面。他身材瘦削，語速很快，言談舉止中散發出學者的儒雅氣質。看著眼前的法學教授，很難想象他曾在地下幾百米深處的巷道中匍匐爬行，渾身沾滿了煤渣，隻有仔細觀察，才能發現挖煤在宋遠升身上留下的印跡——因為受傷截肢，他端起茶杯的右手中指，明顯短了一些。

　　是什麼讓一個挖煤工人成長為法學教授？宋遠升回答說，他的信念中天生就有執著的成分：“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我沒有向命運低頭。隻有不向命運低頭，才有希望，才能照亮前行的路。”

　　生活甚至不如一頭毛驢

　　接受採訪前，宋遠升受邀為上海政法學院2018年的新進教師作了一場講座，主題是青年教師如何做好學術研究，旨在幫助青年教師更好地開展教學科研工作。30多位名校畢業的青年教師原本以為會聽到一場四平八穩的學術報告，可沒想到宋遠升的開場白就讓他們深受震撼。

　　“我在復旦大學讀博士時，一位校友是趕毛驢車出身，后來考上了復旦博士，引得大家唏噓不已。我要說，我的少年生活遠不如這位校友，我隻不過如同那頭毛驢罷了，甚至不如那頭毛驢。”宋遠升在講座課件中寫道。

　　怎麼能拿人和毛驢相比？有的青年教師感到不解，但宋遠升這麼說自有他的道理：“毛驢吃的草料比較容易得到，它能夠吃飽，而我一直在與飢餓及貧困作斗爭，掙扎在生存的邊緣。”

　　宋遠升的老家在山東臨沂蒼山縣（今蘭陵縣）下村鄉孟淵村，為了逃避飢餓，祖父帶著全家到東北開荒種地。1974年，宋遠升出生在吉林。東北的冬天異常寒冷，患有哮喘的祖母無法忍受，於是一家人又搬回山東，如此反復了三次。“那時候沒有存款，家裡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家具和一些瓶瓶罐罐，每次搬家隻能扔掉或者賤價處理。”俗話說搬家窮三年，在東北和山東間的來回遷徙，讓原本就貧困的家庭更加每況愈下。

　　宋遠升6歲時，一家人第三次從東北搬回山東，生活也隨之墜入谷底。對於貧困，宋遠升有了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記憶。“用一貧如洗來形容我們家非常貼切，家裡除了三間破屋，沒有任何東西，就像水洗了一樣，干干淨淨。”宋遠升回憶說。

　　最困難的時候，家裡斷了糧，那時已是春天，但飢餓使宋遠升感受不到半點春意。無奈之下，母親拉著他到隔壁一個老村干部家借糧。

　　當時幼小的宋遠升並不明白母親為何帶著自己去借糧，后來他曾揣測過母親的心理：“或許鄰居看到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會心生憐憫，又或許是有我的陪伴可以減少一些她內心的窘迫。”

　　煤油燈下，母親哀求說：“大爺，我們家確實斷頓了，一點吃的也沒有了，你能不能借點吃的東西給我們家，等到秋天收成后馬上就還。”

　　老村干部點燃手裡的煙袋鍋，頓了一下說：“都是鄉裡鄉親的，我又是村干部，總不能讓你們餓著。我家紅薯炕發過芽的紅薯扔了也是浪費，你明天挖出來拿回家烙煎餅吃吧。”

　　聽老村干部這麼說，宋遠升明顯感到母親很激動，她說了一些感謝的話，第二天到紅薯炕裡把紅薯扒了出來，用袋子背回家，削皮、晒干、上碾磨粉，烙成了煎餅。

　　“用發了芽的紅薯烙成了的煎餅，看著還算正常，但吃起來卻苦不可耐。”宋遠升說，那苦澀的味道一直纏繞在他的齒間，令他難以忘懷。

　　靠著母親借來的紅薯，一家人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但飢餓的陰影並未消散。因為窮困，父母還經常爆發爭吵。“我幾乎每天都在爭吵的險灘和激流之中掙扎，也永遠游不出飢餓之海。”宋遠升曾如此形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宋遠升上初中時，飢餓仍然如影隨形。因為離家遠，他帶著紅薯煎餅住校。夏天天熱，煎餅很快長出黑毛，宋遠升不舍得扔掉，他把煎餅放在太陽底下晒干，用毛巾撣去上面的毛，然后放進開水缸裡泡上一遍，過濾掉發黑的水，再大口吃掉。可即便如此，宋遠升仍然經常吃不飽，因為飢餓，他連說話都沒有氣力，聲音小如一隻蚊子。

　　窮苦的生活阻擋不住宋遠升對知識的渴求，他酷愛讀書，學習成績優異，語文成績尤其突出，作文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朗讀。可連飯都吃不飽，把學業繼續下去隻能是奢望，上完初二，因為繳不起下個學期15元的學費，宋遠升輟學了。

　　在巷道中匍匐前進

　　宋遠升成長在沂蒙山區，那裡是石頭較密集的地方，他感覺自己也像一塊石頭，這種感覺在讀書時尤其強烈：“讀初中時，我還是一塊山地裡的石頭，即使體重不重，卻不會被內心的風或者外部的風所吹起。”然而，輟學之后，宋遠升感覺自己從一塊山地裡的石頭變成了一片飄蕩的羽毛，“有可能落在河的這岸，也有可能落在河的那岸，也有可能落在河水之中，更有可能被大風吹向遠方。”

　　祖父母在鄰近的棗庄做小生意，宋遠升把那裡作為了自己漂泊的第一站。他想通過打工來改變命運，在棗庄大柏庄卓山鐵礦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從採面上將沉重的鐵礦石裝滿后，駕著用木棍做剎車的鐵車向著遠方的交接點疾馳，由於是重載下坡，鐵車快若奔馬，軌道旁一兩米就是百丈懸崖……在鐵礦的工作艱苦並且充滿危險，和宋遠升一起到礦山工作的有45人，三個月后，包括他在內隻留下5個人。多年之后，宋遠升故地重游，看到陡峭的懸崖，兩股戰栗，心驚不已。但對當時隻有14歲的宋遠升來說，一開始的打工生活卻是快樂的，因為能吃飽，“感覺天地都寬了許多”。

　　宋遠升在棗庄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煤礦挖煤。“家有半碗米，絕不下窯底”，但煤礦收入比鐵礦更高，對於窮困的宋遠升來說，並不需要深思熟慮，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井下的巷道或高或低，或寬或窄，碰到低且窄的，身體就得匍匐著前進。”宋遠升坐的沙發座已經很矮，他伸手比劃的比沙發還要矮上一截，“工作經常隻能在50厘米的採煤面上斜臥著進行，那個姿勢之別扭，無法用語言形容，那種環境別說工作八小時，就是什麼也不做待上八個小時，也很少有人能做到。”

　　井下比鐵礦山上更加危機四伏，每時每刻都可能遇到瓦斯、冒頂、洪水以及各種各樣的危險。宋遠升記得，有一次，他獨自在一個採煤面工作時，暴露在瓦斯之中，“感覺自己像一條擱淺的魚，甚至還不如擱淺的魚，魚還有人撿拾，我躺在冰冷的井下巷道的淺水中，周圍一個人都沒有。”幸虧他的意識沒有模糊，后來慢慢蘇醒，自救成功。也是在這座煤井，宋遠升在上井時不慎將右手放入吊車的鐵纜中，永遠失去了一節中指。

　　井下的光線暗淡，但宋遠升心中的希望之光卻從未熄滅，因此他特別注意降低工作中的風險。“我能從黑暗的煤井最終走出，原因之一在於我很早就學會了降低勞作風險的方式。”宋遠升說，“譬如，我知道在放炮採煤時，需要等硝煙散盡才能進去工作，否則，空氣中的煤塵就會使人得一種無法呼吸甚至窒息的疾病﹔回採煤炭是最為危險的時候，要用鐵鎬之類的工具敲打頭頂上面的岩石，防止它們突然脫落﹔在滿是泥濘的礦井下的鐵軌上推不動煤車時，用腰或者背部比下面用力效果要好些。”

　　隻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

　　在棗庄從事了兩份繁重且危險的工作，宋遠升並沒有掙到什麼錢，為了改變命運，他決定到更遠的地方碰碰運氣。

　　同村有人在南京泉水採石場工作，說那裡每月能賺到400元，宋遠升聽說后，隻身前往南京。

　　這仍然是一份繁重的體力勞動，宋遠升要把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裝車，再送到遠處的碎石機中粉碎。“至今難以忘記那幾百米高的懸崖、白花花的太陽和山上隨時可能落下的大大小小的碎石。”對於當時的工作環境，宋遠升記憶猶新。鋒利的石頭將宋遠升身上劃得遍體鱗傷，夏天傷口很長時間都不結疤，他沒錢去醫院，也不願意去醫院，“結果最后渾身都是未愈的傷疤，如同一個個勛章，一直到不再從事這份工作才逐漸痊愈。”

　　繁重的工作令宋遠升“胃口大開”，他一頓能吞下五六個大饅頭，可吃的菜卻讓他苦不堪言，“頓頓都是冬瓜，因為冬瓜便宜，才三分錢一斤。”宋遠升說，一連吃了三個月的冬瓜，吃到了要吐的程度，以至於他現在還對冬瓜抱有強烈的意見，“冬瓜是蔬菜中的騙子，表面上是固體蔬菜，入口就變成毫無滋味的水。”

　　比起糟糕的飲食，更讓宋遠升失望的是收入：“當時說一個月能掙400元，其實是最能干的一個月才能掙400元。”在採石場中，宋遠升是最小的那一個，勞動能力無法和最能干的工人相提並論，一個月不僅不可能掙400元，還比他在棗庄工作時掙得要少。

　　“20年前，同村有個小伙子到吉林下煤窯，現在已在那裡安了家。”宋遠升正在郁悶的時候，這樣一個消息又讓他看到了希望，他背著鋪蓋卷，一路向北，邊走邊打聽，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宋遠升最終沒有打聽到那位老鄉的下落，但如願在蛟河奶子山煤礦找到了一份打掘進的工作。這裡的收入更高，每月工資600到800元。生活條件也更好，宋遠升和兩個老鄉租住在煤礦附近村庄的一個小院裡。當地牛油很便宜，他們一下買下很多：“牛油炒白菜很香，唯一的缺點是吃的時候要快，因為東北的冬天很冷，吃慢了嘴上就會沾滿雪花般的凝固油脂。”

　　當初，宋遠升離開家鄉，四處漂泊打工，是想擺脫飢餓的威脅，改變自己的命運。在奶子山煤礦干掘進能實現他的願望，他一度以為這就是理想的工作，直到一次意外發生。

　　“有一次，我們在井下工作累了，停下來休息，班長就坐在離我一米左右的地方，突然，一塊非常大的石頭墜落下來，正好打在了他的頭上。”雖然已經過去多年，但在宋遠升回憶起這件往事的時候，記者仍然能感受到他情緒的起伏。

　　生死一線之隔，給宋遠升帶來了強烈的沖擊。“即使我能夠賺到一點錢，但是我不能保証我自己能花到這點錢，因為我從事的是一項極其危險的工作，倒霉是個大概率事件。”宋遠升感覺到這種生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要換一種活法。換什麼活法呢？去蛟河的時候，宋遠升帶了幾本已經破爛的初中數學、英語課本，當時他並不知道這些破爛的書本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翻動它們只是為了打發繁重勞動之余的無聊。“在我眼裡，這些書本只是衣衫襤褸的乞丐，一個乞丐怎麼能夠拯救另外一名乞丐呢？最多只是互相陪伴安慰罷了。”這個時候，宋遠升發現改變自己命運最好的方式是讀書，“我輟學后一開始以為打工能改變命運，后來在殘酷的現實中感悟到，隻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宋遠升說。

　　1992年，懷揣著打工掙來的600元錢，宋遠升回到學校，重新讀書，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

　　此時，宋遠升已輟學近四年時間，距離中考僅剩四個月時間，要考上高中談何容易？“我隻有這600塊錢，沒有試錯的空間，必須要成功。”宋遠升清楚自己的處境，拿出了玩命的勁頭，經常在別的同學回宿舍睡覺后，在教室裡用煤油燈通宵達旦地讀書，他的鼻孔因吸入煤油煙變成黑乎乎一片。中考成績揭曉，宋遠升如願考入縣一中。

　　進入高中，靠著打工賺來的錢和姐姐、堂姑的資助，宋遠升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觀，不再為吃飯發愁，他像初三一樣拼命學習。經過三年不懈努力，宋遠升以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西北政法學院（今西北政法大學）。

　　不做書齋裡的法學家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有自己“苦難的學說”：“是的，他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為了幾個錢而受盡折磨﹔但是他已經不僅僅將此看作是謀生、活命……他現在倒很‘熱愛’自己的苦難。通過這一段血火般的洗禮，他相信，自己經歷千辛萬苦而釀造出來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宋遠升沒有一套類似的學說，他曾抱怨過曾經的苦難，有人卻說：“幸虧你有這麼曲折的童年及多難的少年，才造就了現在的你。”他聽了覺得很有道理。

　　大學畢業后並非一帆風順，但和早年的困苦相比已算不上什麼。現在，宋遠升非常感激艱苦打工生活給自己造就的強健體魄和堅韌精神，讓他能一直筆耕不輟。14年來，宋遠升出版了18本法學專著、7本文學著作，發表了110多篇法學論文，作品累計超過500萬字。憑借過硬的學術成績，宋遠升逐漸成長為一名知名法律學者。

　　不僅如此，宋遠升的研究志趣也深受打工經歷的影響。“我認為法律其實是一門社會學，不與社會結合的話永遠看不清本質。”宋遠升說，就法律而研究法律，生搬硬套法律條文，那是書齋裡的法學家的做法，他不要做書齋裡的法學家，因此更加關注法律中活的因素。宋遠升的代表著作“法律職業主體系列叢書”包括《法官論》《檢察官論》《律師論》《法學教授論》《警察論》《立法者論》等，有評論認為宋遠升是在“以蒼鷹之眼及青蠅之目綜合考量法律職業。”宋遠升認為法律的生命蘊藏於法律實踐之中，因此特別注重法律理論與司法實務的結合。他每年都接受全國各地司法機關的邀請去作法律講座，作為兼職律師，還有選擇性地代理一些典型的案件，從而讓法律理論與現實中的法律問題更好地結合起來，實現司法實踐與法律理論的良性互動。

　　宋遠升希望通過自己的經歷能夠對他人，特別是年輕人產生一些激勵。不論面對的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還是青年教師，他都會用親身親歷，提醒他們珍惜，勉勵他們奮斗，去爭取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

　　接受記者採訪前一晚，宋遠升寫完了他的紀實性散文集《我是一個異鄉人》，裡面記錄的都是他親身親歷的事情。宋遠升說他是個喜歡尋找生活意義的人：“許多事情本來沒有意義，無數人重復過無數遍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能記下來，不讓更多的人去重復，這就有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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