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做特约观察员直播，在《央广新闻·第一评论》讲：

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话题，给人印象深的是：

用三个数来看变化。一是空气优良天数，二是重污染天数，三是全年的PM2.5浓度。比如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5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1%。美国NASA卫星也观测到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颗粒物的降低。

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改善能源结构密不可分，把烧煤改成烧天然气和烧油，就大大减少了污染气体排放。

首都几十年来都是得到全国支援，缺资源，能从外地支援进京，唯独干净空气无法支援。

大城市的“人口”容量需要考虑“空气”容量。打个比方，一间会议室，进来两人，1人抽烟，靠着打开的窗子，屋里污染可以说不明显。如果增加到6人包括3人抽烟，屋里可能就开始有了烟味，但是也能从窗子散出去。要是增加到100人包括50人同时抽烟，即使开着窗子，屋里也会烟雾腾腾气味呛人。所以这间屋子尽管座位容量是100个，但是房间的干净空气容量其实只有6人，超过6人的话，二手烟污染就大了。

城市干净空气容量这个概念应该提出。城市空气容量限度是客观存在的，我指的是干净的空气，不致病的空气。

使北京空气变干净的正向因素，只有风、雨（雪）；使城市空气污染的反向因素，有人群生产和生活排放出的污染气体、风沙带来的扬尘。当城市人口少的时候，污染因素小于洁净因素，正向因素大于反向因素，空气质量就不会持续变坏，就会朝正方向改善，如同只有1个人吸烟的开窗房间；当人口膨胀，污染因素大于洁净因素时，反向因素大于正向因素，污染物就会越积越多，造成雾霾久久不散，如同50人吸烟的房间。

北京缺风少雨，正向因素太小，人口膨胀，反向因素太大，导致污染势力大于洁净势力，结果当然是污染，犯了大城市病之一——人口突破了“城市干净空气容量”。

陈吉宁部长还说：散煤对雾霾的贡献比较大。

北京市1月份召开过“散煤治理和燃煤污染控制工作会议”，要求今年全市400个村庄完成煤改清洁能源工作，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四区2017年基本实现无煤化。

加上控制人口，北京这样做就抓住了治霾的主要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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