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推动产业国际分工，让各国相互依赖加深，也让部分国家“烦恼”。近期，受到疫情影响，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其逻辑明显有悖于国际分工的布局，受到舆论关注。

发达国家重大举动一向是国际经济动向的风向标。这股“逆向”操作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我国应该如何应对？

多位专家学者就此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记者采访，把“脉”全球局势，研讨中国之策。

意欲何为？并非退出全球经济体

“疫情的经济影响将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超过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指出，虽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将进一步加深“去全球化”的发展，但我们有理由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保持乐观。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

王勇表示，目前我们不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一个重要的影响已经显现，那就是公共卫生已被当成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来看待。“在安全与经济效益之间进行平衡，适量本地生产加之增加战略储备可能是一个更加现实的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途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表示，从客观条件看，疫情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采取封锁边境、减少国际航班的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断使得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受损。但是，如果仅仅考虑由于防控疫情所导致的生产、贸易活动暂缓，并不能对全球化造成持续的冲击。更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原本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得碎片化，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而局部又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这些变化，才使得人们开始担心，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

巴曙松表示，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简单来说，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巴曙松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获益最多，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但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调整到新的就业岗位，所以产生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巴曙松认为，加上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进一步扩散。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去全球化”，应该将其理解为“全球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调整。因为在一部分国家和群体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国家也并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如何发展？疫情不是分水岭

“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王勇表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地球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变成现实。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意识的重要性,人类要长治久安，和平、稳定、发展，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认为，疫情不会成为世界格局的“分水岭”，却正在强化当今世界已经存在着的某些趋势。但持续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公平正义方向深化发展与调整的世界潮流也将被注入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将再次凸显出来。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杨继军等人近日发文称，疫情对国际贸易有影响，但不会导致外资企业大规模回流。部分发达国家的“逆向”操作，并不一定会加剧逆全球化。一是，产业链转移意味着扩大新增投资，这与疫情下企业保持足够的现金流，以应对经济下行和各种突发风险的习惯性做法背道而驰。二是，区域分工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三是，全球价值链重置耗时长、难度大。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地紧密方式联系在一起，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建议，面对人类共同风险，世界各国需要平衡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虽然可能会遭遇意识形态的阻隔，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平、公正、协商、可持续发展）是可以达成公约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努力倡议建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秩序和全球治理方案，应该会对未来的局势转变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我有何影响？警惕“去中国化”

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停摆”，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这些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机遇。

巴曙松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要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巴曙松表示，在当前这种动荡的国际格局下，我们既看到有人试图推动“去中国化”，推动与中国的脱钩，但是也同样看到，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要通过扩大内需市场，把“去中国化”变成“去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机会”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所处的供需角色有较大差异，其在“逆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也会产生较大差异。巴曙松表示，对于不同的行业，我们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认为，我们可寻找疫情催生的新机会。比如因为疫情，全球电影院线、戏剧歌舞、文博展览等都是一派寒冬景象。国内网络技术有了大大施展的用武之地。

王勇则建议，要深挖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疫情严重冲击外贸订单，中国的企业要把开拓内部市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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