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
伦理和医疗两重风险
翁俊文父母对儿子重如泰山的爱无疑是伟大的,但从伦理的角度,这种前赴后继、不顾一切的救子方式仍遭到了否决。多年来,割肝救子、割肾救子、割皮救父的真实事例层出不穷,我们在被大爱亲情感动之时,也要正视活体器官移植的风险和无奈。
昨天,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知水指出,活体器官移植,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医疗风险,没有人能保证手术的一定成功,而手术后的未知风险更难以预计。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肝、肺、肾脏都有一定的“备用”。比如肾脏,一般情况下,一个肾脏已经足够,只有在另外一个肾脏受损或者外部环境恶劣时,才需要肾脏“开足马力”。
然而,血液、骨髓、干细胞都属于可再生细胞,但是器官如肝脏、肾脏、角膜等却是不可再生的。
以捐肾为例,如果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自愿捐献了一侧的肾脏给亲人,如果日后其剩下的一侧肾脏出现病变,那就是致命危机。即使生命无虞,身体状况的改变也是难以预测和评估的。翁俊文的母亲为儿子供出一颗肾脏后,没有再做种田的重体力活,她说:“最近几年经常感冒,但为了儿子我都不在乎。”
器官移植是为了挽救生命,但器官移植也有可能损害供体的健康,一个病人和一个健康人最后可能变成“两个病人”,从这一点来说,供体将为此付出巨大的身体健康风险,这在医学伦理上是不受支持的。
陈知水表示,这些为了挽救亲人生命,不惜奉献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举动感人至深,但从理性角度,应该更为谨慎实施。
此外,多位医学专家指出,活体器官移植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供体不足的问题,他们借此呼吁,活体器官移植绝不能成为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主流,而是应该大力倡导身故后器官捐献,具备更深远的意义。
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
活体器官移植要“三审”
配型成功,其实只是亲人间活体器官移植的第一步。昨天,翁俊文的主治医生陈刚教授介绍,每例活体器官移植都要经过三道严格把关。
第一关在医生这里,需要从医学角度,对每例活体器官移植做出具体评估,除了配型,评估还包括对供体、受体双方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的评估。
如果配型成功,医学指征可行,家属意愿坚决,医院将会受理其摘取活体器官申请。此时,由从事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召集伦理委员会进行投票,这是极为重要的第二关。
最后,在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签名确认后,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摘取活体器官的书面意见,相关材料还要上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根据回复意见实施。(记者肖娟 通讯员蔡敏 田娟 邓国欢)
(来源: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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