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啟示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証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鼓勵和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大貢獻。這為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回顧改革開放35年，中國共產黨在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不斷深化對非公有制經濟領域重大問題的理性認識，不斷創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理論政策，為“兩個健康”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基本動力。

一、非公有制經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推動力量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1978~1991年，非公有制經濟在探索中發展前行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進行了科學的、開創性的探索，揭開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大幕。

面對日常必需品短缺和嚴重的勞動力就業壓力，部分農村群眾創造了“大包干”，部分城鎮居民開始自謀職業，形成了一批個體戶。當時，主流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對於基層群眾這種自發創舉，中央最初採取了有限度的支持政策。

1987年，十三大科學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及基本路線，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確認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了私營企業的法律地位。隨后，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法規，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1989年，私營企業第一次被納入官方統計數據。當年，私營企業登記戶數90581戶，從業人員164萬人，注冊資金84億元。

（二）1992~2001年，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於”標准，強調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1993~1995年間，私營企業戶數年均遞增超過50%，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快速提升。1997年9月，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全黨的行動指南，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此，非公有制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

（三）2002~2012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呈現轉型升級新態勢

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和外資經濟在更大范圍內、更加公平地融入市場提供了重要契機。

2002年以來的十年，非公有制經濟轉型升級邁開堅實步伐。根據2012年統計數據，主要體現為五個方面：一是數量規模繼續擴大，私營企業 1085.72 萬戶，佔全國實有企業總數的79.4%，注冊資本（金）佔全國實有企業總量的37.68%﹔個體工商戶首次突破 4000 萬戶。二是民間投資繼續增長，佔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首次突破60%。三是經濟社會貢獻不斷提升，佔全國GDP比重超過60%，佔稅收比重約50%，佔就業比重約80%。四是對外貿易勢頭良好，出口總額7699億美元，佔比達37.6%。五是改造升級初見成效，開始從價值鏈低端向高端升級，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升級，從單純制造環節邁入生產性服務業等新興領域，從代工向自我設計、自主品牌升級。

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地位作用不斷提升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不斷成長壯大，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黨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社會基礎。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基本同步，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自身成長和我們黨對這一群體的政策演進也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改革開放之后到1992年之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開始形成並走上經濟舞台

這一時期，我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方針政策依據其企業規模和性質的不同，有著明顯的區別。對個體工商戶，1981年《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都指出，他們屬於勞動者，應與國營、集體企業職工享有同等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先進分子可以吸收入黨入團。

對私營企業創辦者，則存在較大爭議，其中核心問題在於，他們是勞動者還是剝削者，是不是或者會不會發展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1991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的通知》中，把工商聯主要工作對象由原工商業者和國有企業轉移到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要求對私營企業主“不應和過去的工商業者簡單地類比和等同，更不要像50年代那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是要對其中的代表人士“進行團結、幫助、引導、教育”，對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進行愛國、敬業、守法的教育”。

這一時期，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安排也開始探索起步。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首次有個體戶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的七屆全國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民營企業家有了8人。1988年七屆全國政協首次安排一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不少地方黨的基層組織事實上已有私營企業主入黨，但在中央政策層面還沒有放開。

（二）1992年南方談話后到20世紀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隊伍成長壯大並走上社會政治舞台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進一步釋放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空間，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業激情。到世紀之交，私營企業出資人已約有400萬人，其成員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一是進入門檻更高，更多擁有組織和智力資源的政府官員、專業技術人員“下海”辦企業﹔二是相當一批原來的國有企業經理人員轉為私營企業主。其主體成員多曾處於“體制內”，具有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和較高的政治自覺。在積極參與經濟建設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主希望得到社會各方面認可，政治參與意識和話語意識不斷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