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的失踪者（图）【4】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被立起

　　留下历史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吴文光看来，怎样让纪录片和现实连接在一起更有价值。

　　在第一年的采访结束后，“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发现，尽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但那些在历史中不可见的小人物的名字仍未被记起。于是，在第二次回访时，大家开始了另一项任务：统计各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并为他们立碑。

　　据邹雪平调查统计，当时，邹家村有36个村民因为饥饿死亡，岁数最大的75岁，最小的不足周岁。而在章梦奇调查的钓鱼台村中，共有14人在那一时期去世。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终于被立起，立碑的钱都是村民自己捐的，从1元到100元不等。邹雪平说：“几十年后，墓碑依然会站在这个空旷的田野间，就像根一样深深地埋在邹家村的土壤里面，一年年地繁衍下去。”

　　除了立碑以慰死者外，邹雪平和章梦奇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从老人口中知道了那些苦难的故事，实际上也揭开了他们的一道疮疤，这不公平，该如何回报他们？如何回报乡村？于是她们有了不同的计划。

　　邹雪平在村里设立了老人基金，用于为孤寡老人购买生活用品；章梦奇则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为“47公里书屋”，她觉得只要村民们愿意看，图书室就值得做。尽管这个图书室并没有专门的场地，只借用了村民邱家发家的一间屋子，尽管这个书屋目前仅有117本书。

　　类似的计划正在增加，对此，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认为：“当年轻人知道历史解释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就会急剧增加，也容易被激发起社会责任感。当严肃的情感被激发，他们对社会的付出也将更积极。”

　　积极回报社会的同时，参与者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

　　“我没有想到自己和村子里的老人走这么近，和这段有关饥饿的历史走这么近；但也没想到，我和父母、家人却走远了。”邹雪平在村里拍摄老人的事遭到了全家的反对。“我爸说挨饿的事是不能说的，是要犯错误的。我娘反对我的理由则是觉得我读了大学，不去找一个正经稳妥的工作，却做这种‘会犯错误’、又不挣钱的事。就连我上高中的弟弟也觉得我太不现实了。”在与家庭抗衡的过程中，邹雪平一度犹豫，但她还是想坚持：“尽管不挣钱，但我也不管家里要钱，我想趁现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意义在哪儿，邹雪平也不能说得清，但她却记得过程中的感受。每次回村，她都去看金奶奶，娘俩有时说上几句话，有时沉默无语。邹雪平喜欢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坐着，因为她总害怕下次回村就再也见不到金奶奶，担心再也遇不上一段可见的历史。（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草场地工作站提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