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与彭真、杨尚昆的正当工作联系。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又是喊口号，又是动手压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造反派还让他交出上星期让他写的交代材料，王稼祥说，已经送到汪东兴处去了，造反派们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们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开保险柜取底稿，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把王稼祥保险柜里的许多重要材料一并拿走。临走时，他们还勒令王稼祥继续写交代材料，过几天要到中联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们频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极度紧张，精神紊乱。造反派刚刚离开，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不料，当夜，王稼祥脸色苍白，朱仲丽忙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抢救。周恩来派中办的杨德中来看望他，指示医生全力抢救。经医生全力抢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过来。他在医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