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变“下放”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王稼祥的好话，加上王稼祥也写了“检讨”，于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时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宣布说：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接着，他又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信阳，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

　　王稼祥住在这里，还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读书，就出门散步。这里由信阳军分区管，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边还派了一个姓马的管理员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动，都要由马管理员同意。而马管理员对王稼祥的行动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不能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随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阳接触到的不多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对王稼祥更关心一些。

　　一个是炊事员史遂良。他对王稼祥照顾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饭时，就把饭煮得不硬不烂，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与史师傅相处得非常好。

　　另一个人是女医生王斌。按规定，王医生每个星期要来给王稼祥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身体，王医生都非常认真，对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当她在外边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马管理员，悄悄地告诉王稼祥。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斌听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诉王稼祥说：毛主席已经识破了那几个人的野心。四届人大要开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召开，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王斌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她很着急。这时，朱仲丽建议她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王斌接受了这一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信阳军分区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够同意将病人送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信阳军分区见到这份报告，没有怠慢，很快就给中央发去了电报。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信阳军分区派人护送王稼祥到北京医院治疗。王稼祥于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了公道话

　　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看望朱老总。朱德见到王稼祥后，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总实际上是婉转地向王稼祥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数，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信写好后，王稼祥通过王震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向周恩来等人讲了一大段对王稼祥高度评价的话，他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话。这对于王稼祥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做完后，中央又安排他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在忧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后，“四人帮”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22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风”。虽然指的是刘少奇，但牵涉到王稼祥。王稼祥还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帮”到处伸手，到处“点火”，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老同志。对此，王稼祥十分忧虑。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对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

　　王稼祥逝世后，中共中央于1月3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送了花圈。

　　王稼祥没有看到“四人帮”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