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心碎的后代问题

　　王稼祥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泾县老家，原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计划统计系担任资料员。他工作认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三红”的造反派认定他是“牛鬼蛇神”，铺天盖地地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罪行”，还在全系开批判大会，给他挂上了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他当场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公安部门认定为自杀。得知自己儿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稼祥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养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里“停课闹革命”，他们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每天出去到社会上参加揪斗“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对王稼祥和朱仲丽不理不睬，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被迫检讨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了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变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X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原子弹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