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而有缺憾的審判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

判決書長達１２３１頁，達幾十萬字，一共宣讀了７天，直到１１月１２日才讀完。判決書認定日本的內外政策在受審查的時期內（１９２８—１９４５）都是旨在准備和發動侵略戰爭，而被告中的２５人都犯有嚴重的戰爭罪行（２８名甲級戰犯中，鬆岡洋右、永野修身因痼疾而亡，大川周明“發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止了對他們三人的審判）。

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沒有制定統一的量刑標准，１１名法官各自援引本國的法律條款，因此，在對這些戰犯量刑時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尤其對於死刑，分歧更大，那些已經廢除死刑國家的法官，自然不贊成此種刑罰。首席法官韋伯根據澳大利亞的法律條文，主張把戰犯流放到荒島上去。印度的法官帕爾，則主張“世人需以寬宏、諒解、慈悲為懷，不應該以正義的名義來實施報復”，竟然要無罪開釋全體戰犯。經過激烈的爭論和磋商，最后以６票贊成、５票反對，判處東條英機、?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７人死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木戶幸一、平沼騏一郎、賀屋興宣、 田繁太郎、白鳥敏夫、大島浩、荒木貞夫、星野直樹、小磯國昭、?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鈴木貞一、佐藤賢了、橋本欣五郎、岡敬純１６人無期徒刑，判處東鄉茂德２０年徒刑，重光葵７年徒刑。

梅津美治郎是日本陸軍中有名的死硬派，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期間故意制造事端，用武力逼迫國民政府與其簽訂《何梅協定》﹔接替東條英機出任參謀總長后，指揮過日軍在中國的桂柳會戰、老河口戰役及芷江戰役，並指揮過沖繩戰役等太平洋戰場的諸戰事﹔走投無路之際仍拒絕投降。兩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和小磯國昭都是實行侵略戰爭的魁首：平沼騏一郎是法西斯組織“國本社”的頭目，被公認為“日本法西斯之父”﹔小磯國昭曾參與操縱建立偽“滿洲國”，支持全面對華侵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木戶幸一擅長權術，是天皇的寵臣，任文部大臣時費盡心思地推行軍國主義教育。他稱贊東條英機“手腕強硬”。在他的力薦下，東條英機得勢，並最終點燃了太平洋戰火。佐藤賢了、岡敬純和 田繁太郎均是東條英機的得力幕僚，鼓吹進行太平洋戰爭並指揮作戰，還犯下了虐待俘虜的罪行。重光葵、大島浩、白鳥敏夫和東鄉茂德則都是法西斯化的外交官，不擇手段地粉飾侵略行徑，締結法西斯聯盟，推行陰謀外交，不遺余力地為侵略戰爭賣命。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喪鐘終於為戰犯鳴響，７名被判處死刑的戰犯被處以絞刑。

瘋狂嗜血的戰犯，終於受到了正義的懲罰。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自１９４６年５月開庭，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執行判決，審判持續兩年半之久，公開庭審８１８次、秘審１３１次，受理各類文件証據４３３６件，証人証詞１１９４件。法庭在公審庭上作出了５６件裁定，在法官內部會議上作出了１７５件裁定。審判記錄共計４８４１２頁，耗資７５０萬美元。

但是，由於美國對日本的單獨佔領，美國在東京審判中起到了主導作用，法庭的組織、法官的任命、戰犯名單的確定均由麥克阿瑟定奪。作為戰勝國之一的美國，作為時代普遍聲音的幕前人物麥克阿瑟，部分地反映了千百萬人的意願，保証了東京審判的進行，並象征性地處罰了部分罪大惡極的戰犯。正因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選擇性。美國出於愈演愈烈的冷戰需要，也是出於麥克阿瑟的一己好惡，從一開始就把懲治的鋒芒對准與美國交戰直接相關的戰犯，而別的戰犯則能從輕發落就從輕發落。對於那些能為其利用的戰犯，哪怕是罪惡昭彰，也不惜代價地予以庇護。因此，東京審判留下了缺憾，被稱為“沒有完成的審判”。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當時，世界許多國家都提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有的國家要求把他列為戰犯審訊，但主導東京審判的美國政府出於維護其戰略利益的需要，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美軍佔領日本后，麥克阿瑟曾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雙方對會談內容始終諱莫如深。３０年后，裕仁仍如是說：“當時與麥克阿瑟將軍有君子協定，永不透露。”正是由於美國的庇護，最大的戰犯裕仁逃過被逮捕被判決的命運。為保護天皇，甚至皇族也沒有追究。在巢鴨監獄的秘密訊問室裡，除鬆井石根強調了朝香宮對南京大屠殺應負的責任外，田中隆吉也指出：朝香宮鳩彥的上海派遣軍在“南京事件”中的表現是惡劣的。但這些后來都被掩蓋了，朝香宮沒有被追究。罪惡累累的陸軍元帥、皇親梨木宮守正被作為戰爭嫌疑犯抓了起來，但幾個月后又被麥克阿瑟釋放了。

二是對犯有嚴重細菌戰罪行的主要戰犯——日本七三一部隊的罪魁、陸軍中將石井四郎，沒有審判。像這樣一個對人類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居然逃脫了追究，這是美國當局為一己利益而背棄人類正義的結果。美國記者鮑威爾利用美國的《情報公開法》獲得了美軍最高機密情報，發現了戰后麥克阿瑟的助手與七三一部隊殘余人員進行幕后交易的經過：七三一部隊成員向美軍提供他們的研究成果，而盟軍則赦免他們。美國十分看重日本通過殘酷的各種活體試驗得到的資料。美軍負責處理此項事務的專家說：“石井部隊的資料是出資數百萬美元和長期進行研究的成果。這種資料是附著於活體試驗的，受到良心的責備，我們在實驗室是無法取得的。我們為了取得這些資料僅僅花費７００美元的很少一點錢而已，是廉價品。”於是，美國政府決定：“由於日軍細菌戰情報的重要性，美國政府決定不揭發日本細菌戰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員為戰犯。”

三是沒有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盟軍總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計劃，要求罷免和清洗以下七類人：第一類為戰犯﹔第二類為職業軍人和陸、海軍部的特別警察和官吏﹔第三類為極端民族主義、暴力主義和“秘密愛國團體”的主要成員﹔第四類為參與大陸政翼贊會、翼贊政治會和大日本政治會活動的主要成員﹔第五類為同日本擴張有關的金融機構和開發機構成員﹔第六類為佔領地行政長官﹔第七類為其他軍國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上述人員均被要求免去公職，剝奪其競選議員的資格，以排除其對政治的影響。據初步統計，以上七類人員在日本共有２０多萬人。但是，這份計劃后來並沒有得到切實執行。更為甚者，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革命，急欲把日本變成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因此，美國佔領當局竟不顧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對日本戰犯竭力庇護和大批釋放。到１９５８年４月７日，所有未服滿刑期的戰犯都得到了赦免。其中，有的竟當上了日本政府要員。美國政府的這些做法，使東京審判的成效大大地打了折扣。